殷商民族亡国以后，也曾期望武丁孙子里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起来大囏是承，肇域彼四海。
有人模仿启蒙时代的说法，说17世纪王学左派就是中国的启蒙思潮。如果说传统的经学态度，包含了明确的政治、哲学与历史多重蕴含，但基本上靠价值信念可以维持得住的话，那么，在现代处境中，试图重建这样的社会机制，就难上加难了。
我在此强调的是经学内部另一种张力，那就是经学的结构张力。在这样的观念结构中，董仲舒已经明确认识到，儒家的经典权威对政治的有序运作，还无法发挥保证作用。有无、本末、体用之类的玄乎辩论，让经学的辩论上了一个台阶。不管儒家怎么强调极高明而道中庸，这都是个封闭自足论证的思路。第二，对社会来讲，要重建国家秩序。
千万不能将儒家、经学重建变成一种立于独占性传统的自我道白。古代中国提供了其中一根支柱，那就是行之有效的官僚行政体系，而这正是秦朝对人类做出的最伟大贡献。上章曾说过慎到论法的客观性（参看）。
尧舜不复生，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？……不能定儒墨之真，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，意者其不可必乎？无参验而必之者，愚也。廌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，从廌去。（原文载于胡适著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） 进入 胡适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法家 。法治的长处在于有收效的把握。
后来名学受了墨家的影响，趋重以名举实，故法家的名学，如尹文的名以检形，形以定名。乱狱滋丰，贿赂并行，终子之世，郑其败乎。
所谓智者，微妙之言也。一个作灋，《说文》云：平之如水，从水。如今且说中国古代法理学（法的哲学）的几个基本观念。李斯既举荐韩非，何以后来又害杀他。
不建己，不用知，即是除去一切主观的蔽害，专用客观的标准。譬如摹拓碑帖，原碑是法，拓本是佴，是副。佴字，《尔雅·释言》云：贰也。他说： 故治民无常，惟治为法。
这是很长的历史，我们见惯了公布的法令，以为古代自然是有的，那就错了。慎到说的最好： 君人者，舍法而以身治，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。
故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，只有法治的学说，并无所谓法家。韩非说的更畅快：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谓真尧舜。
这种观念正与墨子的尚同主义相同，不过墨子的尚同主义含有宗教的性质，别墨论法便没有这种迷信了。（《显学》） 参验即是证据。如《尹文子》说： 法有四呈：一曰不变之法，君臣上下是也。众庶百姓，则必以法数制之，都可为证。那可靠诸篇如下：《显学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定法》、《难势》、《诡使》、《六反》、《问辩》。百工为方以矩，为圆以规，直以绳，正以县。
□是范，法是模范，以即是用。孔子的正名主义的弊病在于太注重名的方面，就忘了名是为实而设的，故成了一种偏重虚名的主张。
去规矩而妄意度，奚仲不能成一轮。但他把一切微妙之言、商管之法、孙、吴之书，都看作无用的禁品。
刑名之学只是一个控名责实。韩非死时，六国都不曾亡。
例如最高明的才智总比不上权衡、斗斛、度量等物的正确无私。但中国古代虽有这种观念，却不曾做到施行的地步。所以郑国子产铸刑书时（昭六年，西历前536年），晋国叔向写信与子产道： 先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，惧民之有争心也。荀卿骂那些主张古今异情，其所以治乱者异道的人都是妄人。
他的历史进化论，把古代分作上古、中古、近古三个时期。一个作佱，从亼从正，是模范之法。
某人杀人，故某人当死）。如上文所引《墨辩》佴所然也者，民若法也的话，便是指这一种齐一百姓的法度。
墨家论法，有三种意义：（一）一切模范都是法（如上文所引《法仪篇》）。故我们简直可说儒家没有法律之下，人人平等的观念。
法的作用要能齐天下之动。……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。故《韩非子·定法》篇说： 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。设五寸之的，引十步之远，非羿、逄蒙不能必中者，有常仪的也。
这几条说法治主义的逻辑最可玩味。大概到了别墨时代（四世纪中叶以后），法字方才包括模范标准的意义和刑律的意义。
这都是不建己，不用知的好处。言耕者众，执耒者寡也。
《经说》曰：一方尽类，俱有法而异。何则？国法不可失，而所治非一人也。